聂正彦: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基于甘肃省4市6县调查数据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人口转变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及相关对策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13YJC790111);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SKQNGG12018);甘肃省财政厅高校业务费项目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关注的话题。高水平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要素结构的升级,因而克服了生育率下降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不降反升,促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良性互动发展。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由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加速离农、生育率下降等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引发了决策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

目前学术界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降低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会阻碍土地流转,不利于规模经营,导致粗放经营和撂荒现象出现,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会导致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不利于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3][4]持相反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投资,在增加人均耕地面积的同时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劳动力缺口可以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来加以弥补,劳动力老龄化是农业发展中的必然阶段,不必过于担忧。[5]

事实上,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农业发展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我国30多年来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农业发展模型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劳动力同质性假设之上的,现实中,劳动力由于教育、培训、年龄、“干中学”等原因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异质性的存在可能使该模型预言的转移引致农业部门的积极变化未必出现。相反,经过选择性转移后滞留下来的劳动力可能不具有与现代农业技术手段相匹配的技能而难以担当现代农业经营的合格主体。因此,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农业成长的影响问题,是一个目前理论尚难以回答的问题。

甘肃农业具有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差、劳务输出量大的特点,是西部传统农区较为典型的省份,本文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就不同类型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提出因势利导的对策建议。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暑期入户调查资料,为了确保调查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宁县、镇原县、两当县、民勤县、庄浪县、灵台县的18个乡镇的73个村共计420个农户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有效问卷涉及410个家庭、1946个家庭成员、1258个劳动力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的410户家庭平均人口为4.7人,平均劳动力为3.1人,人口最多的家庭为10人,最少的为2人。受访家庭共计1946人,女性占48.8%,男性占51.2%,劳动力占总调查人数的64.6%,非劳动力占总调查人数的35.4%;调查总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6.5岁,15岁以下的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14.1%,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75.2%,64岁以上的老人占调查总人口的10.7%(见表1)。

分劳动力类型来看,在调查涉及的1258个农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521人,占比为41.41%;兼业劳动力246人,占比为19.6%;非农业劳动力456人,占比为36.25%,其他劳动力占比较小。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2.1岁,兼业劳动力为45.4岁,非农业劳动力为33岁;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0~69岁之间,兼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0~59岁之间,非农业劳动力则主要集中在20~49岁之间。农业劳动力中50岁及以上的比重为56.6%,兼业劳动力的这一比重为29.2%,非农业劳动力的这一比重则为6.6%;农业劳动力和兼业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比重同为3.7%,非农业劳动力为6.5%。分性别来看,男性劳动力占被调查农村总劳动力的53.97%,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这一比重为46.03%。在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6.8%,高出男性农业劳动力13.6个百分点;兼业劳动力中,女性兼业劳动力占兼业劳动力总数的33.7%,低于男性兼业劳动力32.6个百分点;非农业劳动力中,女性非农业劳动力占非农业劳动力总数的37.1%,低于男性非农业劳动力25.8个百分点,可见,西部农区农业劳动力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老龄化、女性化态势(见表2)。

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504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40.1%,其中文盲及半文盲189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5.1%;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农村劳动力为495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9.4%,高中的为147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1.7%;受教育水平为中专、大专、大学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为8.9%。农业、兼业、非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呈现出由低到高的特征,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阶段,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79.3%,中专及以上的农业从业者仅占农业总劳动力的0.6%,兼业劳动力中受教育水平虽集中在高中阶段以下,但中专及以上兼业人员占兼业总劳动力的3.2%,非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中专及以上从业人员占非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1.7%。农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的比例是9.6%,兼业劳动力的这一比例是19.5%,非农业劳动力的这一比例是34.2%。这说明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造成了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流向非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弱化问题明显,而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弱化的现象非常突出(见表3)。

在调查所涉及的410户家庭里,父母和孩子都表现出明显的恶农倾向。老龄劳动力“选择务农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其次是“自己自足”,排在第三位的是“不愿意离开家”;非老龄劳动力“选择务农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其次是“不愿意离开家”,排在第三位的是“自给自足”。 “农业收益高”、“政府政策支持”和“接受过农技培训”几乎不是他们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原因。而对兼业劳动力来说,老龄与非老龄劳动力都一致以“增加收益”为择业的主要原因。对于务工劳动力,“收益高”和“轻松体面”是老龄和非老龄劳动力选择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原因,还有一部分非老龄农村劳动力表示,“不会种地”和“家庭耕地少”是影响其职业选择的主要原因(见表4)。调查中发现,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务工收入是其务农收入的5倍以上,且务农还面临着天灾、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懂经营、会管理、从事规模化经营的职业农民几乎没有。

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农,农业劳动力供给进一步缩减,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上升正在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已经成为常态。在调查涉及的410户家庭中,农忙时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有257户,占66.8%;在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时,有107户家庭采用机械替代的办法,占27.8%;有81户采用雇工的方式,占21.0%;有58户家庭选择找亲戚帮忙或与邻居换工,占15.1%;老龄农户在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时,机械替代和雇工成为排在第一、二位的方式,其中仅有1.0%的老龄农户选择弃耕或粗放经营,0.5%的老龄农户选择转让给别人。

另外,受体力、健康状况等的影响,老龄农户在土地资源配置上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于非老龄农户的特征。在种植规模上,老龄农户的劳均耕种面积是6.4亩,非老龄农户是7.8亩。从撂荒情况来看,老龄农户撂荒的占比为17.7%,34户撂荒家庭的平均亩数达到7.1亩,非老龄农户的这一比例是11.4%,平均亩数为4.6亩。老龄农户撂荒的比例要高于非老龄农户6.3%,撂荒的平均规模也大于非老龄农户。在土地流转方面,老龄农户出租土地的比例为10.9%,高于非老龄农户2.1%。与非老龄农户相比,老龄农户在种植规模上要低于非老龄农户,而撂荒的比例及土地流转的比例均高于非老龄农户。

在影响农户作物种类选择的因素上,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都将“什么好卖钱种什么”排在第一位,但老龄农户的这一比例比非老龄农户要低4.0%;老龄农户依据“倒茬等老传统”进行作物选择的比例是24.5%,排在第二,非老龄农户的这一比例是20.2%,排在第三,老龄农户要比非老龄农户高4.3%。在生产要素亩均投入方面,老龄农户亩均投入的种子、化肥、机械、薄膜都要低于非老龄农户,而农药、役畜的亩均投入要高于非老龄农户,老龄农户整体的亩均要素投入较低,其对传统生产要素役畜的投入仍然很高,农药的过量使用令人担忧(见表5)。

目前老龄劳动力的平均农龄高达37.6岁,老龄劳动力具有更丰富的务农经验,在农业生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和非老龄劳动力相比,在接受与适应农业新技术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调查发现,在295名老龄农业劳动力中,能适应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的老龄农业劳动力有168人,占比56.9%;226名非老龄农业劳动力中,能适应且使用新产品、新技术的有178人,占比78.8%。非老龄农业劳动力在接受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比老龄农业劳动力具有优势。在246名兼业劳动力中,有72名老龄兼业劳动力,占兼业劳动力总数的29.3%,其中可以接受和使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有51人,占比70.8%;而在153名非老龄兼业劳动力中,87.9%的人能够适应并使用新产品和新技术。非老龄兼业劳动力较之于老龄兼业劳动力而言,在吸纳及使用新产品与新技术方面更具优势(见表6)。在技术获取途径上,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老龄农户更偏向于通过看电视或亲戚朋友口口相传来获取新技术,而非老龄农户则更偏向于自己看书找资料或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来获取农业新产品及新技术。老龄农业劳动力受制于自身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较弱的抗风险能力,在新技术使用及信息获取路径上都较为保守,虽然务农经验丰厚,但其在农业新产品及新技术的使用及推广方面的比较劣势较为明显,不利于农业新产品及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劳务经济的兴起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已成为很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老一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在增加农业生产投资、促进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务工人员主体,劳务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效应明细减弱。调查发现,兼业劳动力平均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是2.9个月。兼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 “收入的主要用途”排在第一位及第二位依次是“家庭生活开支”、“孩子上学”。兼业劳动力“收入的主要用途”中,“农业生产发展”排在了第6位,而非农业劳动力则排到了第8位(见表7)。劳务经济带来的收入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农业生产投资,而是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和子女教育等消费领域,甚至农业收入还要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结婚、买房等。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西部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及人力资本浅化较为突出,尽管农业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稀缺性的变化已经引起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并逐渐诱导农业向节约劳动和集约经营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型,但非农产业对农业劳动力选择性吸纳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素质下降、粗放经营、农业新技术应用不足、职业农民成长缓慢等新问题的挑战。

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劳动力结构性矛盾会影响国内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一味地用资本替代来应对农业劳动力断层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抬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削弱本国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毫无疑问,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程度还会进一步上升。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顺利转型的关键。效率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提升,这就要求进一步推动劳动力的流出,为提高劳均耕地面积和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二是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根本上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明确和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法律效力,发展土地流转、入股、托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积极推动农业服务型经营主体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第二,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培养职业农民队伍。举办非学历教育性质的农业大学,作为职业农民的培养基地,培养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提升老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资助参加教育培训的新务农人员,为有务农意向的青年人提供研修生活补助等。

第三,进一步改革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一是尽快落实“价补”分开政策,稳定农资价格,保护并提高农业经营的相对收益,为职业农民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整合“小、散、乱”及效果不明显的涉农专项资金,建立认定农业者制度,把经营面积达到一定标准并有适龄劳动力的种植大户列为政府优先扶持的对象,对认定农业者因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下跌减少的部分,给予财政补贴,对其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无息或低息。

[2]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6):39-46.

[3]徐娜,张莉琴.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19(4):227-233.

[4]郭晓鸣,任永昌,廖祖君,王小燕.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态势、影响及应对——基于四川省501个农户的调查[J].财经科学,2014,(4):128-140.

[5]马林静,欧阳金琼,王雅鹏.农村劳动力资源变迁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9):103-109.